筆記小說作家易宗夔(1874—1925)著《新世說》，其中記有多則曾國藩軼事。有一次，曾國藩與幕僚開玩笑：“拼著老命艱苦創(chuàng)業(yè)，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賢者大包大攬。應當在德行、文學、言語、政事四科之外，另設一科，叫‘絕無良心科’。”這至少透露了他的一個理念，即要成就大事，先得將良心流放才行。曾國藩一生運斤成風，最可怕的兩“板斧”：一為殺人，二為洗腦。如果說殺人尚屬間接行為，洗腦則為直接操作，這方面曾尤稱行家里手。法國思想家盧梭有句名言：“誰控制了人們的思想，誰就可以控制他們的行動。”對于洗腦的諸端好處，曾國藩領會極深。他跟朋友、僚屬和家人談話寫信，時時處處均運用這門絕活，拿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金剛箍，牢牢地套在對方頭頂，有事無事念上三遍，叫人實在受不了，卻又不得不領受他的“盛情”。

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曾國藩即犯此病。不過他給人洗腦，別人可明里受洗暗里拒洗，因此倘若作客觀評價，曾國藩洗腦的成就實在不高。最典型的例子是，其長子曾紀澤接受嚴父教誨多年，卻一朝盡棄所學，借出使俄國之便，納洋婦，從洋俗，行洋禮，絕對乖悖了家風，對此曾國藩也只能睜一眼閉一眼，無可奈何。

最滑稽的是，曾國藩積累了數十年的“教學經驗”，到頭來卻將它們棄若敝屣，一改理學家的慣常面目，示人以陰陽家的普通聲氣。據朱克敏的《雨窗消夏錄》記，曾國藩嘗謂吳敏樹、郭嵩燾曰：“我身后碑銘必屬兩君。他任捃飾，銘詞結語，吾自為之，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傳萬世。’”臨到生命垂暮，曾國藩傳給人的竟是“不信書，信運氣”六字，怎不教兒女、友人、部屬跌碎眼鏡？曾國藩平日講求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學，經他數十年如一日的熏陶，別人已經深信不疑了，至少也是將信將疑，可他這位“導師”內心卻根本不相信，還有比這更荒誕的黑色幽默嗎？當然，曾國藩還算良知未泯，生前肯揭破自己的假面。

曾國藩終生相信運氣，但他崇信運氣的態(tài)度前后有些變化。壯年時他說：“吾嘗舉功業(yè)之成敗，名譽之優(yōu)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于俄頃，較殿最于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在這段話中，他強調自信心，運氣還占不到絕對上風，但這種自信心逐年消磨，終于所剩無幾。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喟然慨嘆：“成敗利鈍，實關天命，吾盡吾心而已。”兩位晚清的柱石之臣，身處艱危之境，都把天命和運氣看得極為重要。

你可能會說，曾國藩玩弄的把戲是黑色幽默，此言差矣，因為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面對不可掌控的運氣時，其心理確實相當微妙，他們往往以儒家文化吹響沖鋒號——“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卻以道家文化鳴金收兵——“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臨到晚年，血氣既衰，斗志瓦解，回望來路，多半會驚得冷汗涔涔，倘若運氣再差些，比九死一生更糟糕的結局將是一瞑不復視。正是有見于此，曾國藩才忍不住留下六字真言——“不信書，信運氣”，這句話可算是他的精神遺產，盡管滑稽，但并不虛偽。

(王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