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漢

          拿到《元慶史話》一書，心想，為一個村寨寫部史話，其難度可想而知。難就難在采風時間短、撰寫地域小、歷史材料有限。不僅考量作家創(chuàng)作能力，更是考量作家人文素養(yǎng)等綜合能力；另一方面，史話是歷史，站在史學立場，史家的工作以還原過去本來面目為目；對文學家來說，作家提供更寬泛的視角，幫助讀者對元慶史有更豐富的了解和把握。把握一個村的歷史，何嘗不是把握一個縣、一個省的歷史？對普遍閱讀來說，《元慶史話》引人閱讀的興趣是多方面的。

當代，最前沿的史學觀念是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提出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這個觀點出發(fā)，打開《元慶史話》，看元慶村寨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遙望元慶

《元慶溯源》一文，是閱讀起航。江躍華以嚴謹?shù)?/span>治學態(tài)度，就有限材料溯源考證村落沿革，標注其地理方位。地理方位不僅是自然屬性，更有其文化屬性。比如，沒有王陽明1506年龍場悟道、傳文，開化地方蒙昧，就沒有元慶的文化覺醒，沒有元慶1661年興辦鐵廠。鐵廠建在元慶大壩，“故因，元慶別稱鐵廠壩，一直沿用至今。”可見鐵廠對元慶村生活影響深刻。鐵廠生產(chǎn)的勞動工具、生活器具不僅惠及元慶、修文，還遠銷外地。是貴州最早的工業(yè)企業(yè)。1861年，清庭發(fā)起洋務運動，晚其整200年；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貴州巡撫潘霨在貴州所建青溪鐵廠，晚洋務運動24年；晚元慶鐵廠224年。

從村寨沿革看，鐵廠壩一直是元慶行政文化中心。楊海英在《遠去的鐵廠鄉(xiāng)》一文寫到，“鐵廠鄉(xiāng)是元慶人永遠的記憶，盡管它已經(jīng)消失多年，但那時、那事、那人卻永遠在元慶人的口碑代代傳承。越來越淡的是細節(jié)；越來越濃的是憶苦思甜對今天美好生活來之不易的感激和對未來幸福的無限憧憬。”

秦連渝《尋找古城墻》，在遠山荊棘中見到，做實古城墻的存在。“它是那么的低矮，高約1.4米，墻體由石塊砌成。那石塊，好像被截成一只只塊狀的木材，在經(jīng)歷了若干歲月的風雨侵蝕后，變得腐朽不堪了。”秦連渝先生擅長推演斷裂的歷史，他寫到：“當我們來到它的身旁，仿若聽見它在向我們訴說一段塵封已久的沉重歷史：在六百年前的明代，或許在明代之前，這里曾發(fā)生過慘烈的戰(zhàn)爭，一方是朝廷的軍隊，一方是百姓的義軍。那刻，只見刀光劍影，煙塵彌漫，太陽如血，繼而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走向了死亡……也許，曾經(jīng)居住在山洞里的人，就是這些義軍死者的家人，或這些義軍死者的后人。”賈華在《神秘的筧竹屯》一文中記到，“大家來到山脊上時，突然發(fā)現(xiàn)面前有一堵石墻，再扒開雜草一看，是道人工砌筑的石墻體，有垮塌痕跡，這段殘墻高約1米多，長約幾百米，是用較大塊石砌筑而成，石間沒有用任何黏合劑勾縫的痕跡。”可見當時土建技術堪為上乘。

元慶村筧竹屯古城墻是方圓“兵家必爭之地”。賈華據(jù)“當?shù)乩先私榻B，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當?shù)厝罕娫�在筧竹屯山上開荒種地，看到整個筧竹屯山脊上都有連綿相接、高矮不等的城墻，有的地方還設置有觀察口、射擊口，總長度約3公里。”秦連渝、賈華見到的山洞，應該是戰(zhàn)時村民的“躲兵洞”。賈華記述，“密林里發(fā)現(xiàn)一個廢棄石臼，這個石臼不大，內部光滑，看得出使用頻率很高。據(jù)當?shù)乩先私榻B，這個石臼可能是以前居住在山上的人使用的，其用途是用手搗碎粗鹽、辣椒、花椒等物。”石臼和水井，是人類定居點的標志。

連渝先生在文中感慨到，“在我的一生中，走過太多的路，何曾有一次如此的艱辛；尋找過太多的秘密，何曾有一次如此的感懷。”他感懷什么？也許是他體會到消失在歷史中的苦楚細節(jié)，幸福的今人已難以體會。

貴州各地有不少古城墻。福泉明代古城墻建于明朝朱元璋洪武十四年，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貴州歷史、修文與福泉地理位置看，其未必早于元慶古城墻。

羅素在寫《西方哲學史》時，把東方道家稱為“哲學前史”，也叫“東方神秘主義”。楊海英《老蟆洞的傳說》一文記述了元慶村“神奇的老蟆洞傳說。”老蟆洞神奇之處在預言，“老蟆洞的傳說，伴隨時間的長河，故事有理有據(jù)，不由你不信：洞口只要有水冒出來，貴州必有大事發(fā)生，次數(shù)雖然不多，但當?shù)厝藚s發(fā)現(xiàn)了它的‘預言’功能，留下了許多神奇傳說。”文中復述老蟆洞預言了“清朝咸豐庚申年，何德勝攻破修文城，大肆屠殺老百姓，整個修文處于一片修羅場，人口銳減。戰(zhàn)亂平息，大批人口遷入，是現(xiàn)在修文人是外來人口的主要原因”；還預言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袁世凱復辟、護法護國軍兩次戰(zhàn)役等等，為民國《修文縣志》記載。楊海英認為，“大自然真是個神奇的魔術師，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妙的世界，許多奇妙的現(xiàn)象至今無法解釋。我們只有敬畏自然，有一雙會發(fā)現(xiàn)、會觀察的眼睛，才能掌握自然規(guī)律，窺探大自然的奧秘。”東方神秘，元慶也是神秘的。試想，解釋大自然奧秘唯有科學嗎？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終結了神秘主義。假如，神秘主義與科學主義能并行不悖，神秘主義解釋世界的“成果”，是不是對科學主義認知“短板”的補充？可惜，歷史沒有如果，沒有給東方神秘主義繼續(xù)試錯的機會。

江躍華《元慶企業(yè)禮贊》一文，耙梳元慶企業(yè)文明歷程。開篇概述：“元慶企業(yè)發(fā)展，年代久遠。企業(yè)興旺、造福鄉(xiāng)鄰、普惠民生。”文中看到，元慶村民開采煤礦、興辦鐵廠、加工水銀工廠、榨菜籽油作坊、制碗和釀酒作坊等等，均有兩百余年歷史。“近代以來，元慶磚瓦廠開始興辦。大戶人家大立木架房蓋瓦；一般農戶只搭建土墻房……上世紀 80年代，村民普遍興建磚木結構平房，瓦房逐漸消失……從上世紀90年代，元慶有識之士開辦木門加工廠，年輕人外出打工，積累經(jīng)驗和財力后，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承建教學樓和民房修建業(yè)……”元慶企業(yè)史是元慶先輩們聰明才智物化的歷史。相較都市文明，依然璀璨而非暗淡。

在六廣河（江躍華筆名）敘寫《搬運工具記鄉(xiāng)愁》、梅錦珍撰寫《耕作農具有特色》文中提及的背簍、拐扒子、釬擔、背架子、犁耙、方斗、風簸、籮兜、高挑、雞公車等等農具存在了上百年甚至更長久的時間。梅錦珍在《耕作農具有特色》中還記述到：“2000年，外出務工的村民們不僅將賺到的錢帶往家鄉(xiāng)蓋起幢幢小洋樓，也將種植新技術帶回家鄉(xiāng)。截止到目前，元慶村的蔬萊、獼猴桃規(guī)模種植達500多畝、1200 畝；傳統(tǒng)農具不再適用，出現(xiàn)了新農具。從簡易插秧機、小型犁田機、自動打谷機，再到中型犁田機、小型拖拉機。農機租賃小組在農忙時，村民只需百元就可播種、收割一畝農作物。”這段有幾個關鍵詞：2000年、外出務工、規(guī)模種植、新型農具。梅錦珍繼續(xù)寫到：“2015年，村里部分鄉(xiāng)賢到山東考察一種多功能農具，它可更換不同配套設備，就兼具犁地、除草、開溝、播種功能。遙控在手，農機自由行走，村民見到了現(xiàn)代化農業(yè)的神奇。”這一切得益于走出大山，引進先進技術。今次傳統(tǒng)農具漸漸淡出，將以物質文化遺產(chǎn)形態(tài)進入博物館。

民間生活

元慶村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當數(shù)花燈最燦。冉靜《元慶花燈鄉(xiāng)味濃》、張錫濤《首任鄉(xiāng)長的民問文藝生涯》兩文，詳細記錄元慶花燈的玩法、風格與變遷。一場花燈演出，包含花燈道具制作、譜寫唱詞唱曲、表演技藝與絕活，演出多是程式，也有即興表演，“風趣出默，詼諧搞笑，場子鬧熱，氛圍活躍”，地方特色濃郁。順著冉靜、張錫濤的記述往下梳理，最早記載貴州花燈的典籍是清康熙二年（1663年）《平越直隸州志》記載的黔北花燈習俗。而貴陽花燈見于康熙年間的《黔書》。究其人口遷徙、清朝對遵義行政轄區(qū)劃歸、地方風俗、語言文化交流等歷史，六廣花燈、貴陽花燈屬黔北花燈。“六廣素有‘花燈之鄉(xiāng)’美譽”，從地里位置看文化傳承路徑，黔北花燈受重慶影響；貴陽花燈既受重慶影響，也受江西花燈影響。那么，貴陽花燈就受到六廣花燈的影響。

江躍華《元慶婚姻史話》、《哭嫁詞感恩父母》、《哭喪詞祭奠先人》、《元慶喪葬習俗》、《元慶孝歌集萃》、《元慶散花詞五首》，記錄清末民國時期承襲下來的民間習俗。本土文化性強，有故事，有細節(jié)，浸透很深的儒家宗法孝悌文化，是民風淳樸的根基。在《歲時民俗話節(jié)慶》一文中，看到貴州普遍民節(jié)、過節(jié)風俗，也看到元慶村特殊節(jié)慶、過節(jié)風俗的一些特色。比如三月三的蠶子會；大年三十守田坎、初一當天不能揭甑蓋吃舀飯、大年為祖墳“亮燈”等等。元慶村婚喪嫁娶、年節(jié)風俗之多種小差異，累計起來就是元慶村民間生活的特質。

龍口山《修房造屋遷新居》詳細記載元慶村民解放前后、改革開放前后修房造屋遷新居的地方習俗和移風易俗的變遷。村民只有富足，才有條件造新房。時代不同，富裕的水平不同，新房造價不同、質量外觀不同。因文明遞進，移風易俗，過去的儀式在變化、被簡化。值得一提的是，雷智貴先生《生活習俗話飲食》一文，寫作手法較為新穎。他從外向內寫，從國外、省內外生活習俗向元慶村里寫。簡略鋪張元慶農家菜肴，落腳點卻在：“哪里還會缺糧吃？哪里還會缺肉吃？哪里還會缺鹽吃？生怕吃油了長胖了，生怕吃咸了對身體不好。”見到夸贊的最高境界----在不夸中夸贊。

元慶知青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起于20 世紀 50 年代末，盛于60年代，終于70年代后期。每年數(shù)以十萬計城市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到農村，十年“文革”疊加在這場運動中。這段時期，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商業(yè)停滯，上山下鄉(xiāng)是城里初高中畢業(yè)生唯一出路，是段極左的艱難歲月。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幾乎是全國每個村寨他鄉(xiāng)來客的一段共度時艱的歲月；同時，“知青”話題是極具文學張力的題材。胡高榮《歲月如歌》一文，二者兼?zhèn)�。記錄�?ldquo;闊別修文50年，20余名上海知青回到他們的第二故鄉(xiāng) ---- 元慶村”，憶苦思甜的還鄉(xiāng)情。這些，70后也許知道；80后就不知道“知青”、“文革”歲月了。

高榮先生記述到：“1969年，上海100多名知青來到修文縣，梁中和、馮大來、王敏等24名上海知青分配到元慶村。當時大山里的元慶，是一個經(jīng)濟落后，交通閉塞的生產(chǎn)大隊……縣知青辦派專車送知青們前往。山道彎灣，沙石路坎坷不平，沒走幾公里知青們就顛簸得昏頭昏腦，女知青們暈車嘔吐，苦不堪言……車行駛到了黑溝煤礦，恰逢煤礦工人交接班，煤礦里走出幾個下班礦工。他們穿著破舊棉大衣，腰里系著草繩或布帶，顯得很臃腫。頭戴烏黑的藤條帽，腳上穿著齊膝的長筒水膠鞋，上面沾滿漆黑的煤泥，從煤洞里出來都流著汗，汗水在臉上煤屑中流開了幾條褐色的小道，黑一塊、灰一塊的斑駁，唯一顯出他們生氣的是黑白分明的眼睛。在煤洞口他們有的蹲著吸煙，有的坐著喘氣。眼球露出臉上唯一的眼白，如同幾只大黑熊。一個蹲在路邊嘔吐的女知青，猛一抬頭看到幾個渾身臃腫、眼白的礦工，頓時嚇得魂飛膽喪，大聲慘叫著：“快跑，快跑，黑瞎子來了，黑狗熊來了！”她邊叫邊跑，一溜煙跑到山腳下。不知緣故的知青們，紛紛扔下行李向山下跑去。隨車干部拼命喊叫、解釋，好不容易才讓知青們相信那是煤礦工人。這一意外，動搖了知青們到元慶的信心，不愿意前往。幸好德政小學上海籍余文貴老師聞訊趕來，他熟悉兩地語言，在他勸導下，知青們才慢慢上車，落戶在元慶”，給大城市的上海知青來了一個下馬威。

極左年代，“人命天大”很難突破封建意識與極左思潮的圍困。

他寫到：“秋天‘雙搶’，勞動強度很大，當?shù)剞r民都感到艱苦；對知青來說，更是嚴峻考驗。三伏天的一個下午，正在苞谷地里除草的一個女知青，突發(fā)疾病，她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昏倒在地頭邊。一同除草的農婦們見狀大喊道：“著了，這姑娘得了脫陽病(癔癥)了！”在這交通閉塞，缺醫(yī)少藥的山村里，得了脫陽病是非常危險的。病情來勢兇猛時，往往生還的幾率非常小……姚光銀是元慶的赤腳醫(yī)生，診治脫陽病頗有經(jīng)驗。他匆匆趕來，看了看女知青的臉色，把了把脈說：‘惱火，不好治，最好送縣醫(yī)院。’小跑趕來的生產(chǎn)隊長郭華科一聽就來氣，他對姚醫(yī)生大喝道：“這都什么時候了？趕到縣醫(yī)院怕來不及，還未到醫(yī)院人都死了。趕快治！” 他看了看四周圍觀的人說：‘這么多人怎么治

呀？’原來，治脫陽病，主要是推拿和人工呼吸。郭隊長一聽，馬上明白了，他大喊道：‘都走開，別圍在這里。’人們走遠了，姚醫(yī)生解開那女知青的上衣扣，施救了十幾分鐘，累出了一身大汗，仍未見成效。這時那昏迷的女知青四肢抽搐加快，臉色發(fā)紫，呼吸越來越急促了。姚醫(yī)生無奈地停下來，喃喃地說：‘看來不行了！’郭隊長一聽，急了，大罵道：‘你平時不是挺能的嗎？現(xiàn)在怎么不行了？！快想想辦法，救不活她，老子饒不了你！’姚醫(yī)生想了會兒才說：‘唯—的辦法就是人工呼吸，給她拔氣。’郭隊長遲疑了片刻才咬著牙說：‘老子批準你，就這樣治，有什么事老子頂著！’在當時的小山村，當眾“親嘴”是犯大忌的，別說親女知青了。輕則你是調戲女青年，重則是破壞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是下大牢的重罪。但郭隊長沒想那么多，他想的是人命關天，救人要緊……終于，救了這女知青一命，留下了一段感人佳話。”

知青不談愛，今人想不明白。

高榮先生寫到：“在元慶插隊落戶的24名知青，短的待了兩三年，長的待了七八年。都是男女搭配。6人在一個生產(chǎn)小隊，同吃同住同勞動，交往接觸都很密切，但是讓人們感到驚奇的是，這此少男靚女都不善鐘情，更不懷春。24名知青在元慶期間沒有一個談戀愛，也沒有成為夫妻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心思在早日返回上海，與家人團聚的強烈愿望讓他們克制了青春躁動，壓抑了年輕人追求異性、追求美好愛情的天性；按當時的政策，知青只要戀愛結婚，就要扎根農村一輩子，招工、招生、參軍等，一般都是不予考慮……”

“上海知青在元慶生活、勞動的時間是短暫的，但元慶村留給他們的記憶卻是深刻的。房東老大娘的噓寒問暖、彎彎山道上的迎來送往都讓他們難以忘懷……走過的是歲月，留下的是詩章。知青們已年過花甲，但他們當年為改天換地付出的辛勤勞動，為文化教育事業(yè)的無私奉獻，元慶人不會忘記。”

元慶人物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者靈。”元慶村的底蘊在人，元慶村的歷史在有趣的靈魂。有趣的靈魂能夠創(chuàng)造文化、傳播文化，能夠建功立業(yè)。

耀華所記《功成名就李永福》，1828年生人，縣志人物，“有軍功，年八十”，歷經(jīng)坎坷。事由，“貴州史上，何德勝兄弟起義造反，李永福時年二十余歲�？h志中提到“趙剛節(jié)公軍行于縣境”，就是來鎮(zhèn)壓“何二王”造反；李永齡、李永福弟兄二人 “皆往投效”，與趙剛節(jié)率領公軍一道，參與鎮(zhèn)壓何德勝造反的苗族匪眾……可憐李氏一族，因李二人弟兄投效公軍，鎮(zhèn)壓造反，得罪何二王，被苗王何德勝下令，殺害整戶多數(shù)，少數(shù)族人逃往他鄉(xiāng)。戰(zhàn)亂結束，近四百人的李氏家族只剩下區(qū)區(qū)四人……李永福從小苦讀詩書，成績斐然，應試中舉……李永福既無心在外做官，看破紅塵，返回家鄉(xiāng)，時年三十余歲，開荒種地，改善生活，在鐵廠壩建起第一家油房，油房惠及十里八村，生意興隆……年近四十，育有五子三女。長子考上秀才、次子是社會賢達、三子李白鑫任過六廣區(qū)區(qū)長、四子在家務農，五子李白開，自制的土炮，震懾來匪搶劫……如今元慶，李氏后裔數(shù)十戶，人口數(shù)百人，多為耕讀之家，經(jīng)商務農，誠信為本，有建樹，不乏鄉(xiāng)賢。”

李東華記述了《文武雙全李百鑫》。“據(jù)《修文縣志》記裁：李百鑫其父‘李永福，信順里鐵廠壩人，有軍功，年八十余歲。’李百鑫，1891年生人，卒于1946年。1940年至1942年任六廣區(qū)區(qū)長……據(jù)當?shù)厝丝谑�，李百鑫當區(qū)長期間，對屬下要求極嚴，不準亂拿老百姓的東西，更不得欺壓百姓，為維護一方穩(wěn)定做出了貢獻。凡有人找他辦事，你的話還沒說完，便知你要找他辦的是什么事，于是，有人送了他一個外號：‘李見知’…… 李百鑫，文武雙全，就讀修文縣立學堂，一生飽讀詩書；年少跟其父學了一身拳腳。據(jù)傳，當時六廣習武之人熊范知，多次上門要和李百鑫比武，一見高低。李百鑫厭其糾纏，到熊范知家。他與熊說：‘你看我先打拳，我們再比。’熊同意，李百鑫輪起右手對著熊家房屋中堂檐柱就是一拳，頓時從房上騰下十二皮瓦來。熊見狀，甘愿服輸。消息不脛而走，當?shù)氐仡^蛇見了他都避讓三分，地方治安便好起來……國民政府貪腐作惡、抓壯丁、橫征暴斂、魚肉百姓，李百鑫憤而辭官……辭官后，支持其侄子李年貴在家鄉(xiāng)辦私墊。他在家大門上寫下一副對聯(lián)：‘不求金玉重重貴，但愿子孫個個賢’，以勉后人。李百鑫雖然作古半個多世紀，其大公無私的秉性，在當?shù)氐挠绊懸稽c也沒減。提到他，元慶村人總是稱贊有加。”

胡高榮《重德修文 有教無類》一文，從1941年，開明紳士李年貴在元慶創(chuàng)辦第一間私塾起記，概述元慶村教育變遷史。李東華《教育功臣李年貴》一文，較為詳細地記述李年貴在元慶村辦教育的歷史功績。元慶村到修文縣城距離50公里，山高路遠，對窮鄉(xiāng)僻壤的元慶村人來說，接受開化啟蒙、知識教育，是個歷史困局與難題。李年貴向元慶村民提供了這個歷史機遇，一生執(zhí)教40余年，歷經(jīng)艱難，桃李成百上千，并有作為，其功績善莫大焉，進入修文地方歷史。讀這兩篇文章，讓人感佩。

元慶村有革命烈士。

江躍華《教育基地憶先烈》、潘銀璋《方言印記》兩篇，記錄“建國初，六廣區(qū)區(qū)長梁方膏、武委會主任魏懷遠當年激戰(zhàn)眾匪、英勇犧牲的光輝事跡。”《修文縣志》記載，二烈土分別擔任六廣區(qū)區(qū)長、武委會主任。江躍華寫到：“時當新政初建，匪特猖獗，開展工作十分困難。梁、魏不辭辛苦，率領區(qū)委機關人員走村串寨，組織發(fā)動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經(jīng)兩個月努力，在6個鄉(xiāng)建立了鄉(xiāng)村政權，征借糧食數(shù)萬斤支援省城貴陽和前線。1950年3月5日，他們從德政鄉(xiāng)公所前往鐵廠壩召開征糧動員大會，由留用的原民國德政鄉(xiāng)鄉(xiāng)長李永芳帶路。事前，李永芳已暗中參加反革命組織 “貴州救國自衛(wèi)軍修文縣指導委員會”，并出任副主任；李頭天得知梁、魏二人要去鐵廠壩，便與息烽匪首劉法政串通伏擊。是日中午，3人行至土匪埋伏圈的箐口坡，李永芳伺機溜走，并發(fā)出‘牛吃麥子了’的行動暗號。”

岔開一句，潘銀璋《方言印記》所記，因梁、魏是北方人，聽不懂當地方言，土匪們常用方言暗語陷害梁、魏……

“眾匪密集火力向梁、魏瘋狂射擊。梁、魏二人突遭強敵，邊打邊撤，不幸中彈犧牲……土匪撤離后，當?shù)厝罕娧诼窳肆骸⑽哼z體。時隔一月，李永芳在下堡合圍戰(zhàn)役中被解放軍生擒、鎮(zhèn)壓；其弟李超(土匪骨干）喪心病狂刨開梁方膏墳墓，用手榴彈將遺體炸得粉碎。隨后，李超亦被鎮(zhèn)壓。……1962年，方膏親屬于烈士陵園遷其骨殖返鄉(xiāng)安埋時，僅得—頭蓋骨和兩節(jié)腿骨……”現(xiàn)在，梁、魏烈士紀念碑設在紀念廣場，是當?shù)貝蹏�主義教育基地。江躍華沉重感慨：“撫今追昔，睹物思親；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張錫濤《首任鄉(xiāng)長的民問文藝生涯》一文所記人物燕興云，“是建國初年，修文縣組建基層政權中涌現(xiàn)出一批無私奉獻積極分子之一。致力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等系列運動。”燕興云，“1931年生人，22 歲任小白巖村民兵連連長，1953年提升為鐵廠鄉(xiāng)第一任鄉(xiāng)長。為鞏固發(fā)展新政權奉獻青春力量。1955年，謝職回家務農，幾十年無怨無悔，不計得失、忠誠厚道的品格令人敬佩，值得稱贊。”

對缺醫(yī)少藥的偏遠鄉(xiāng)村來說，赤腳醫(yī)生扮演了救死扶傷的重要角色。比如，胡高榮在《歲月如歌》一文中，記錄1969年，元慶村赤腳醫(yī)生姚光銀，搶救患脫陽病的上海女知青。今天，元慶村同樣有赤腳醫(yī)生，走村串寨服務鄉(xiāng)里。任敏撰寫《赤腳醫(yī)生李呈信》一文，記錄了元慶村人民公社時期走來的年過花甲、樸實憨厚的赤腳醫(yī)生李呈信。“李呈信1956年生人，自幼家境貧寒，只讀了三年小學。那個時代醫(yī)療條件落后，村里人看病要走幾十里山路。成年后立志學醫(yī)。他一邊干農活，一邊通過訂閱報刊、尋師訪友積累醫(yī)學知識，通過函授學習中西醫(yī)，經(jīng)鎮(zhèn)上批準，在家掛牌設立 “元慶村衛(wèi)生室”，在村里當起了醫(yī)生。救治村民無數(shù)，一直行醫(yī)到2018年。”

潘銀璋所記《勤勞的歌謠在空中飄蕩》的李老伯、譚繼賢記錄的《吳維富 樂為家鄉(xiāng)獻余熱》、王劍《致富路上的帶頭人》的李呈亮、龍口山《勵志人生余太英》、王劍記錄的《光明使者吳維常》，都是當代《心系父老鄉(xiāng)親》，振興鄉(xiāng)村的群英譜。《元慶史話》所記人物，豐功偉烈，延及近現(xiàn)代。何嘗不是一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的生動史話。 

山鄉(xiāng)巨變

飲水難、行路難，是貴州農村老大難問題。那么，元慶村是什么時候、怎么解決這些問題的？梅錦珍在《人畜飲水有保障》一文記到：“元慶村地帶狹長，處于四周山坡的低洼處，水源為地下水。2014年前，村民靠挑水、背水、抬水生活，天干時，則要用馱水解決用水問題。那時，每家每戶都備一物什（水缸）蓄水。”元慶建村始于明朝前，至少600多年歷史。直到二十一世紀的“2014年，政府在元慶打了口300方水井，建了蓄水池。但因資金短缺，入戶水管資金需要村里解決。村民依舊維持老的用水方式……2016年，村支兩委籌資 50萬，李姓鄉(xiāng)賢個人出資20萬，管網(wǎng)工程動工，歷時三年，村里家家戶戶終于結束挑水背水的歷史。”個中艱辛，只有一代代元慶村民其苦自知……“當清澈泉水流進每家每戶時，整個村子歡騰了，元慶村終于結束了挑水背水的歷史。”

肖慧在《交通發(fā)展興鄉(xiāng)村》一文記述到：“新中國成立前，村民出行運輸全靠人力。人們走在泥濘的小道上，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老百姓去鎮(zhèn)上趕集，來回需走兩天山道，兩頭黑。”“新中國成立后，開始馱馬運輸。用馬匹來馱煤、馱公糧、馱生鐵。村民燒杠炭背到六七十公里外的貴陽去賣，去七八公里外的德政、二十公里外的六廣、廣田交公糧，背糧食去小箐、石洞賣，走七八里遠去堿溝背煤回來燒，都是靠人力、馱馬，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元慶村最早一條的公路建設，在“1993年，當時村支書李呈亮、村長燕勇組織各組組長、老村干、老教師開村委會，商量修公路。通過個人捐資，村民出工出力出士地進行修路，修通了總長11.3公里的毛路主道，當年臘月通車。”1994年、1996年初步形成村道網(wǎng)……2008年硬化元慶主公路……2012年、2013年，“修文縣交通局出資擴修硬化部分村路網(wǎng)，元慶村進人了現(xiàn)代化的新時代。村民陸續(xù)買了拖拉機、三輪車、大貨車等交通工具，”結束了人背馬馱的時代……“2017年，村支兩委抓住國家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機遇，規(guī)劃村交通線“一環(huán)三射九條”，通過縣交通局立項。2018年修好了村村通和組組通水泥路，元慶村道路面貌煥然一新。百人村民自發(fā)敲鑼打鼓到村支兩委送錦旗，上書“團結群眾感黨恩，奮力建設新農村”，表達了村民的一片喜悅感恩之情。

進入二十一世紀，是元慶村發(fā)展最快的時期。在脫貧攻堅奔小康背景下，元慶村發(fā)展資金主要來自村支兩委向上級政府部門爭取項目資金、村民外出打工帶回資金。馬克思在論生產(chǎn)力時說：“人是第一因素”。元慶村打工經(jīng)濟起于上世紀80年代，“村里 60%強勞力外出打工，”外出打工，村民開拓了眼界、掌握新技能、帶回新技術與發(fā)展資金。村支兩委主要班子成員、種植能手、建筑業(yè)能手都是打工回鄉(xiāng)的年壯年。

在任敏《元慶村的前世今生》、張錫濤《經(jīng)濟發(fā)展話今昔》、賈華《元慶有座“故人莊”》、黃越江《傳統(tǒng)農業(yè)譜新歌》、黃越江《立村之本靠種植》、胡剛《莊稼一枝花 全靠肥當家》、六廣河《傳統(tǒng)養(yǎng)殖惠村民》、黃亞文《人在景區(qū)走 綠色吃住行》文中看到，元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軌跡與成效。元慶村以傳統(tǒng)農業(yè)為主，養(yǎng)殖業(yè)為輔。村支兩委在以“故人莊”為案例，提出了發(fā)展總體思路：“生態(tài)優(yōu)先綠色，以獼猴桃為主，打造宜居住、旅游的田園綜合體。讓田園變果園，果園變公園，公園變家園。”

賈華《元慶有座“故人莊”》記到：“莊主說，他早年離家闖天下，干過建筑行業(yè)多個工種，打拼二十多年后，如今小有成就�；丶铱吹洁l(xiāng)親們生產(chǎn)生活十分艱難，萌生整合資源，建設一座具有現(xiàn)代理念、古代內涵的田園莊園，讓鄉(xiāng)親們依托莊園增收致富，讓城里人來旅游，享受田園生活方式的地方。五年前，他籌資流轉土地二百畝，分區(qū)城種植各種蔬菜、水果、花卉等，帶頭建設現(xiàn)代美麗鄉(xiāng)村。如今，“故人莊” 維形初現(xiàn)，園區(qū)分為家畜家禽養(yǎng)殖區(qū)、蔬菜、獼猴桃、花卉種植區(qū)每天都吸引了不少遠近游客前來觀光游園。”

黃越江《立村之本靠種植》記到：“目前，元慶村種植獼猴桃 1200畝，種植蔬菜500畝，種植項目以發(fā)展精品現(xiàn)代農業(yè)為核心，以農業(yè)休閑旅游為引擎，以農耕文化為靈魂，以富民為根本，以鄉(xiāng)村振興為目標，聚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通過聯(lián)戶種植、集中種植、直接扶持、技術培訓、示范帶動等方式，盤活了大量土地和閑置耕地，為貧困戶提供了就業(yè)機會，讓他們不出門就可以掙到錢，實現(xiàn)脫貧致富。據(jù)2020 年統(tǒng)計，全村每戶年均收人5萬元左右，是20世紀70年代的43倍”。

打工潮的代價是，村里“成了只剩老人和小孩留守的“空巢村”，大面積耕地荒蕪，顆粒無收。修文棲霞雜志刊載一首詩：‘寒秋枯草漫田間，邊村寥落少人煙;幾多荒地無耕主，只怨農夫離家園。’是2014年以前元慶村真實寫照。”

社會轉型是國人整體觀念的轉型、文化嬗變、不斷超越的創(chuàng)新本領，不是簡單在廣袤農田建廠、建企業(yè)。從任敏《元慶村的前世今生》看到：“打工人員多去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對思想觀念轉變和勞動技能提高起到很大作用。”可以說，當代，元慶等村民外出打工潮，是改變村民觀念的一次現(xiàn)代轉型啟蒙運動，這場啟蒙運動的推手是生存與幸福生活。

《人在景區(qū)走 綠色吃住行》是黃亞文是作為第三者描述進村感受。她記述到：“初夏時節(jié)，我們應邀來到六廣鎮(zhèn)的元慶村。眾山環(huán)繞村寨，道路寬闊，綠蔭婆娑，空氣中彌漫著鮮花的芬芳，林中的鳥兒婉轉歌唱。我們腳踏著路面斑駁的陽光，在充滿生機活力的村里徜徉……陪同我們的支書，是個睿智健談的中年人，他邊走邊給我們介紹元慶村近年的發(fā)展變化。生態(tài)產(chǎn)業(yè)化、產(chǎn)業(yè)生態(tài)化明顯改善村里環(huán)境，促進了生態(tài)旅游、農民增收。村支書指著不遠處的一幢小樓，有些興奮地說：‘我們鄉(xiāng)村的建設理念就是：人在景區(qū)走、綠色吃住行。’李連兵開辦的農家樂是村里的代表……我們一路行來皆有目睹，元慶的建設有特色，有江南水鄉(xiāng)的韻味。”

可以說，元慶村史是貴州村寨變遷史的縮影。

元慶抒懷

歷史是令人感懷的，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最為動人。省散文學會作家群，置身元慶其中，睹物激蕩時代情懷，是記取歷史走來的當代情懷。江躍華《元慶之歌》、賈華《如果云知道》、梅錦珍《心中有片凈土 故鄉(xiāng)有個元慶》、劉文祥《一起私奔到元慶》、賈華《讓我們蕩起雙槳》、黃亞文《元慶的元氣將更加旺盛》、譚繼賢《樹高千尺也忘不了根》、胡彧《家家戶戶重生育》、楊濤《萬眾一心抗疫情》作品，稱譽當下時政對元慶村的影響。是以作家情懷書寫的歷史，是作家們創(chuàng)造的文學作品。

《元慶史話》一書，是貴州省散文學會23名作家采風、考據(jù)、撰寫的一部村寨歷史；是我省第一部村寨史。“史話”這種文體相較于官志、方志，其取材要寬泛得多，只要涉及原生發(fā)的神話、傳說、典故、遺跡、器物、文獻、人物、事件、沿革脈絡、當下狀態(tài)都可以納入其中，呈多角度、多面向追尋遠久與當下事事變遷的、可考的歷史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史話”文體是個開放系統(tǒng)，既可以拓寬其“史話”的邊界，也可以多種文體疊加“嫁接”來寫�！对獞c史話》是一部散文體史話，展現(xiàn)了作家們敏銳觀察之眼、準確的歷史視角、高品的價值取向、創(chuàng)造性的寫作功力和人文情懷，既關聯(lián)元慶村的過去和現(xiàn)在，亦能看到未來元慶發(fā)展變化的方向。

官志、方志，有其一套規(guī)范的編撰方式，不講文學性；《元慶史話》，既是一部史著，也是一部文學作品。不僅記載、總結歷史，更是通過大量人物、事件生動反映、推究人們的存在狀態(tài)和在社會中的歷史作用。所記人物、村民的各種困境、感傷、喜怒哀樂，正是文學作品的特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編撰此書目的之一。

從史學角度看，《元慶史話》創(chuàng)建了一種“互看”方式，歷史與今次的互看�？礆v史之艱，看山鄉(xiāng)巨變。這種“互看”來自當代史學觀念。作家們撰寫歷史，不是史料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從關切現(xiàn)實生活出發(fā)，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體驗融入探究的歷史世界。由現(xiàn)實生活一些因素觸動，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一片暗寂的過去，獲得現(xiàn)實的光明。

從文學角度看，許多人物、故事、生產(chǎn)生活方式變遷，構成了《元慶史話》文學性基礎。主文是敘述，是站在中間立場的客觀描述。一些含而不露的褒貶，經(jīng)文學手法傳遞出來，引人思考。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看到許多有篤定個性、一臉確信的人物形象，寫出人物的精神性具有可視性，詳確動人。細節(jié)是事物演化的證據(jù)。細節(jié)描寫，是文學作品塑造人物精神性、描述村寨變遷生動的主要著手點。從史學角度看，細節(jié)是被忽略的；對于文學，細節(jié)卻是作品深刻、生動、不可或缺的，是“史話”可讀性所在。語言藝術方面，作家引用史料時，較好處理歷史語境與當代語境的銜接過度，拋棄鋪張排比、過度修辭，行筆呈現(xiàn)淳樸結實、疏宕從容、變化多端、富于生氣的審美景象。許多文章結尾部分的論贊，是作者作為評論者的出場，是身置其境的由衷表達。

說個偏見，文本中不時看到一些過時的表達，竊以為是文本的一點瑕疵；值得注意的是，所記人物集中在清末、民國和改革開放時期人物，除江躍華《教育基地憶先烈》一文記錄解放初勾結土匪反動勢力的李永芳、胡高榮《歲月如歌》一文記錄生產(chǎn)隊長郭華科正面人物外，缺少記錄前30年影響元慶村民間生活正反兩面的人物和事件，是為不足。當然，整體上看，瑕不掩玉，我們在《元慶史話》中看到作家們活的心靈、史學學養(yǎng)、創(chuàng)造性勞動、遒勁筆力和飽滿的創(chuàng)作激情，這些都是難能可貴、出彩的。

總之，《元慶史話》是出彩的。出彩之一，用當代散文體、散文語言書寫歷史，有別于常見歷史散文的編年體、雜言體、紀事本末體、 紀傳體，是一種當代的、新的寫作范式，擴大史話文體邊界，豐富史話文體種類。是貴州省散文學會的首次嘗試；是貴州第一部村寨史書、貴州第一部散文體史話；《元慶史話》出彩之二，在非同質化。寫出了元慶村獨具的歷史，有別于修文縣其他鄰村、鄰鄉(xiāng)鎮(zhèn)的歷史，凸顯元慶的異質和辨識度。作家從靜態(tài)文獻、遺跡、器物、口述史為起點，重墨各歷史階段人物、事件、生活的元慶狀態(tài)，活態(tài)《元慶史話》；出彩之三，作家們發(fā)掘的村寨史悠久，故事多，看點多，其過往與當下對比沖擊力強；出彩之四，在作家們有活的心靈，寫出了活的歷史！

2022年8月5日于筑甲秀樓  

作者成丹，筆名羅賓漢，貴州省散文學會散文理論專委會副主任。

編審：劉禹涵

責編：劉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