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昌平評“陳永洲案”稱這宗發(fā)生在企、警、媒之間的公共事件，簡化為四個環(huán)節(jié)，誰的議程設定能力強，哪個問題就會被突出，這個局中沒贏家。

這宗發(fā)生在企、警、媒之間的公共事件，簡化為四個環(huán)節(jié)，派生出四個問題，誰的議程設定能力強，哪個問題就會被突出。但核心問題在于，當事各方對權力的過度依附，以及對市場規(guī)制與法治程序的雙重破壞，導致這個局中沒有贏家。

《新快報》記者陳永洲被拘消息出現的當天，我正在香港大學訪問，新聞前輩錢鋼老師問我：“這個事情你會聲援嗎？如果記者真收了錢怎么辦？”

對此，不少新聞大佬選擇沉默，至少不太愿意直接評價案件。我將此稱為“聲援的困境”——這是新聞界不止一次出現的現象，通常，當整個業(yè)界都在替你吶喊時，你自己不僅屁股不干凈，反而置集體聲援不顧，直接認輸了。

在見錢鋼老師前后，我對此已有諸多評價，歸納起來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從未放棄對記者及報館的馳援；二是追問長沙警方在此案中存在的程序問題、疑似利用報案企業(yè)轎車跨省抓人，也包括中聯(lián)重科一貫的行事風格、湖南的商業(yè)環(huán)境等；三是對《新快報》頭版出現大幅“請放人”設計持有保留意見，這引起部分網友的圍攻。

今天出版的《羊城晚報》（《新快報》的母報），在頭版刊登新華社“受人指使收人錢財 發(fā)表大量失實報道”一文，等于自打耳光，也可知聲援者的尷尬。

上述三個方面的先兆發(fā)言，存在某種“分裂感”，也被人說成是“理中客”。這都無關緊要。關鍵在于我們從中能夠獲得什么樣的啟發(fā)？也許只有還原事件全貌，方能準確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復雜性。

其實，這個事件反映的是一條弱肉強食的食物鏈，遵循著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叢林原則。目前來看，當事各方包括中聯(lián)重科及其競爭者、《新快報》及其記者陳永洲（不排除進一步蔓延的可能）、長沙警方、央視等，還有一些高層權力資源。為便于討論，我將事情簡化為四步——

第一步：中聯(lián)重科與競爭者在過去展開了超越市場規(guī)制的危險競爭，因政治資源略遜于中科重科，競爭者因此背井離鄉(xiāng)。如此商商競惡的環(huán)境中，搬遷的競爭對手顯然是弱者，也為它的日后反擊提供了前提；

第二步：弱者引入媒體，試圖通過廣告投入定向監(jiān)督中聯(lián)重科。自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8月8日，《新快報》18次報道中聯(lián)重科，其中14次署名陳永洲。在某種程度上或某個時間段里，中聯(lián)重科成了弱者，從其登門溝通被拒可以看出報館的傲慢。多數人尤其是媒體人不會認同這一說法，但那些對中國媒體環(huán)境深有體會的民企老板，相信都會認同。

第三步，就像之前的交惡一樣，在回擊媒體的過程中，中聯(lián)重科再次引入警方，立即轉成強者。在警方的強制權面前，報館的監(jiān)督權不值一提。報紙頭版兩次“請放人”的抗議，在于管理層借勢擴大影響，有人想防止自己被抓。我對此表示反對，是認為不帶情緒的律師函件要優(yōu)于這種版面抗議。事實上，這樣的版面語言與之前18篇報道的風格一脈相承，這絕非一個記者所能決定。

第四步，如果說長沙警方成了中聯(lián)重科的家丁，那么，央視就是長沙警方的美容師。沒有律師的抗辯，未經法院的判決，任何嫌疑人都是無罪的，但央視在警方偵查階段披露如此大量細節(jié)，遠非觸及新聞倫理，而是公權力違背最基本的“無罪推定”原則。只有法院才是判官，但在本案中，媒體、警權都在進行多場裁決。

對應這四個環(huán)節(jié)，派來出不同的四個問題：①記者有沒有收錢？②報道屬不屬實？③警方是不是被收買？④執(zhí)法程序是不是符合正義？

四個問題不在同一水平線上，但不得不承認，誰的議程設定能力強，哪個問題就會被突出。呈現于大家眼前的爭論，也正是因為這種不同的議程設置而出現錯位。
更為核心的問題在于，當事各方對權力的過度依附，以及對市場規(guī)制與法治程序的雙重破壞，導致這件事情成了一個死結。比如，中聯(lián)重科與競爭對手的惡斗沒有在市場規(guī)制下進行，即使出現了糾紛，也沒有付諸司法程序；對于央視的倫理譴責，不妨也將《新快報》一并列入，兩者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受制于權力，后者受制于金錢，或為權錢的交叉作用；同樣，中聯(lián)重科對于媒體行為的約束，也沒有通過民事訴訟進行，而是以警察權與監(jiān)督權雙管齊下。

從中可知，無論是對個體還是機構，建議一個獨立并權威的司法，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這中間有小惡與大惡之分，但光有大惡構成不了整個事件，也正是大惡與小惡的并聯(lián)，形成了反市場與反法治的行為合力。這也許應了“勿以惡小而為之”的古訓，也吻合“你就是體制”的今話。

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濫權越大傷害越大。如果一定要以次優(yōu)輕重進行排序，媒體對于一個企業(yè)或者一個個體的監(jiān)督畢竟是定向傷害，而警權跨省刑拘記者以及媒體審判，則是全局傷害。正如南方日報原社長范以錦的觀點：“果真有敲詐勒索等行為應該追究。但執(zhí)法的目的性、合法性和‘先抓后審、審出問題’的程序問題必須質疑，并對由此造成的記者‘人人自危’的局面深表憂慮。”

一個無所不往的警察系統(tǒng)，兩個瑕疵不斷的上市公司，幾家難被尊重的新聞機構，以及隱身其后的高層權力對賭等，構成了這宗企、警、媒公共事件的關鍵要素。顯然，兩家公司的商業(yè)互斗不可能發(fā)展到今天這種地步，公權力在這里面介入太深——至少調動省城警力與央媒資源，非一般人士可為——深得幾乎讓外人看不清楚。市場精神與法治精神被蹂躪，被遺棄。

以斗惡扭曲市場，以結果扭曲程序；用道德取代法律，用警權取代司法，這是陳永洲事件表現出的多層復雜結構。很遺憾，在這個局中，似乎除了微博與微信在流量上有所斬獲，沒有誰是贏家，真正損害中聯(lián)重科商業(yè)信譽的不是報館與記者，而是它自己與警方。更為糟糕的是，中國大多數事件都是這樣進行的，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不能在談判與妥協(xié)中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