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70周年；昨天，東京審判正式宣判68周年的紀念日。

　　中、日、英、美等國的權威國際法學家和歷史學家，聚首上海交通大學“2016東京審判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論壇”，告訴世人一個解答：這場經歷兩年多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在70年后為何還需作出“重讀”？

　　世界不能忘

　　現(xiàn)年95歲高齡的東京審判親歷者、時任中國檢察官秘書的高文彬教授回想當年，他隨東京審判向哲濬檢察官在日本艱苦工作的歲月，至今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現(xiàn)場面對向哲濬之子向隆萬等，他回憶道，1946年6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約瑟夫·季南在開場陳詞中一段深刻論述：“庭長先生，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審判，因為我們逐漸成為保護我們文明世界不因為戰(zhàn)爭而走向毀滅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正義來懲罰那些已經造成并且給文明帶來巨大災難的個人，正義本身將淪為笑柄。”因此，高老先生認為，東京審判是一場捍衛(wèi)文明的審判。他說，曾建議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希望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它的建成。

　　“東京審判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戰(zhàn)爭非法的共識，這是它留給我們的正面遺產。”國際法學者、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法學院教授尼爾·博伊斯特說，其《東京審判再評價》是近年從法的角度討論東京審判的最重要著作。

　　此次，博伊斯特闡釋了東京審判中“反和平罪”與當下的關系，認為東京審判的設計對于今天刑法制定者和刑事檢察官而言，具有相當豐富的參考價值。“要簡明扼要地告誡人們，戰(zhàn)爭是錯的，個人責任應該得到追究。”他說，“要使這種告誡無法被輕易反駁，且成為預防戰(zhàn)爭的堅實基礎。”

　　日本不能忘

　　時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50周年紀念日發(fā)表了“村山談話”。昨天，92歲的村山富市通過其代表、日本“村山談話會”理事長藤田高景，在開幕式上發(fā)表了視頻講話，再次對侵略戰(zhàn)爭和殖民統(tǒng)治表示深刻反省和哀悼。

　　村山富市援引了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話“我是戰(zhàn)后出生的，并沒有直接的戰(zhàn)爭責任，但作為一個人，有繼承記憶的責任，歷史就是這樣，不能輕易被抹掉”。村山富市說，“我經常將村上這句非常含蓄的話，說給日本的年輕人聽，青年代表著兩國未來，中日青年交流活動必須得以加強。”

　　他甚至提請各國代表注意，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45周年，值得紀念；2017年也是標志著日本全面侵華開端的“盧溝橋事變”80周年。“所以我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慶祝邦交正�；�45年。”他認為，中日這兩者之間有很多苦難的歷史，讓一衣帶水的兩國國民，構建相互理解和尊敬的關系，兩國政府認識到這一點并積極展開政治行動，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不能忘

　　論壇現(xiàn)場，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女、與梅小璈合編《梅汝璈東京審判文稿》的梅小侃也來滬研討，與不少海外東京審判研究者深入交流。

　其中，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院研究員顧若鵬（K·Barak），從事戰(zhàn)后亞洲地區(qū)針對戰(zhàn)爭暴行指揮者、執(zhí)行者的B、C級審判研究，著有代表作《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zhàn)犯及中國的審判》等。他表示，關于二戰(zhàn)的非中文文字作品中，直到十年前，即使是在中國，梅汝璈法官及其團隊成員也幾乎不為人知。大多數(shù)研究東京審判的學者，都知道澳大利亞首席法官威廉·韋伯和美國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即使是日本學者，很多也不知道在東京審判的法庭上還有一位重要的中國法官出席。鑒于此，應當感謝上海交大東京審判中心，正是他們的研究重新揭示了中國代表在東京法庭如何努力追求正義，以及留給我們遺產。

　　作為論壇主辦方，上海交大校長張杰院士透露，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對東京審判以及其他戰(zhàn)后B、C級審判史料的搜集、整理、編纂和研究，在成立至今的5年內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顧若鵬也認為，最近幾年，關于這段歷史的研究洪流已經開始。

　　東京審判是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間在日本東京進行的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戰(zhàn)爭罪行的審判，也是唯一的Ａ級戰(zhàn)犯法庭。它與戰(zhàn)后亞太各地舉行的Ｂ、Ｃ級戰(zhàn)犯法庭一起，深刻地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建立和延續(xù)至今的亞太地區(qū)秩序，并成為其中最為關鍵的法律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