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我國歷史上是第一個由文人主導的朝代。由于歷代皇帝均刻意提倡文事，選拔孔儒出身的官員，所以官場的文化氣息非常濃郁，很多官員同時也是享譽一方的學者，極富名望的詩人。可這些飽讀詩書的風雅之士為官，卻沒能消除歷代官場奔競阿諛的痼疾，此類風氣有增無減。

　　 早在宋初，太祖朝的名宦陶穀，堪稱文壇好手，曾歷仕后晉、后漢、后周三朝。宋太祖趙匡胤受禪之時，因沒有來得及準備禪文，正焦慮間，置身階下的陶穀趕忙從懷中掏出早已準備好的禪讓詔書，交給趙匡胤化解危機，陶穀此舉，無疑是希望借機博取上位而已。又如當時科舉出身的宰相馮道，則更是經(jīng)歷四個朝代，且代代顯達，至其死后仍遭人嘲諷，認為其足已“與孔子同壽”。

　　 從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時起，官場奔競惡習全面抬頭，致使真宗皇帝不得不于咸平二年（999）專門下詔，令“百官比周奔競有弗率者，御史臺糾之”。但是此法并沒有能夠遏制住這股勢頭。

　　 及至宋神宗時期，有一大批官僚，借著變法之機，附和新法，投靠執(zhí)政的王安石。史書記載說，當時的官員們找王安石辦事，“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間日而至者，有安石據(jù)廁而見之者。”有個叫崔公度的小官，為得到升官機會，特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一文以邀功，甚至王安石上廁所亦尾隨，輕執(zhí)安石衣服尾帶，王安石大惑不解，他反倒落落大方言道：“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真是無恥至極。

　　 到了宋哲宗元祐以后，官場的奔競習氣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蔡京東山再起，以童貫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師成為后臺。王安中作詩吹捧梁師成，“師成讀之，大喜”，“薦之于上，不數(shù)年，登禁林，入政府”。李邦彥因為討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

　　 南宋時，宋高宗朝的權(quán)臣秦檜，孝宗朝的權(quán)臣趙汝愚，光宗、寧宗朝的韓侂胄，以及后來的史彌遠、賈似道等人，無一不是官員們爭相投靠的對象。特別是秦檜執(zhí)政時，很多官員入其門庭，“凡投靠者以皋、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圣’”。秦檜則來者不拒，“開門受賄，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而韓侂胄時期，有官員為了巴結(jié)他，不惜學狗叫。有個叫程松的，為討韓侂胄的歡心，甚至甘愿將自己小妾獻出，并為其取名“松壽”，取祝愿韓侂胄長壽之意。

　　 更為滑稽的是，整個宋朝，因為奔競，官員們還發(fā)明了不少新的官場專用語。“托身之初，腹心盡布”，這叫作“納忠”；“被用之始，先加約束”，這叫作“受記”；“前出某氏之門，一不滿意，又轉(zhuǎn)而之他”，這叫作“投換”；“陰與之合，而陽背之，以陷害異己，使之不測”，則叫作“擺蹤”。總之，趙宋一朝，諸如此類的荒唐言行，數(shù)不勝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