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祝壽的文章，就我國而言，是在明中葉以后開始盛行的。一般來說，都不外溢美之詞。

至于壽序的價錢，魯迅先生在《華蓋集·并非閑話(三)》中這樣寫道：“在中國，駢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顯然，這往往是“一百兩”的壽序還得出自當時的名人之手，且必用典雅文言。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西南聯(lián)大絕對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但當時那些身處昆明的教授們生活的艱難也實在是令人咋舌。比如聞一多，他每天上午在聯(lián)大授課，下午則到中學兼課，晚上批改了學生的作業(yè)后，半夜還得為別人刻圖章。

為此，梅貽琦、蔣夢麟、熊慶來、馮友蘭、朱自清、沈從文等十二位名震海內(nèi)外的著名教育家和學者一起署名替他擬定了“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迫于生計，那時的教授們竭盡所能，紛紛以治印、鬻字、賣文為副業(yè)，而“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也頗有一定的參照意義。

同在西南聯(lián)大的朱自清其家庭負擔也十分沉重，全家十多口人，僅靠他每月8.3元的教授工資，而且當時他的胃病已相當嚴重。不久，他把夫人和孩子全部送到成都，寄在親戚家，他自己則孤零零地在昆明過著和尚一般的生活。

據(jù)1941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的哲學家馮契回憶，在其求學期間，湖南有個朋友給他寫信，說要找個名人代他的一個親戚寫篇壽序。馮契馬上就想到了他的老師朱自清，便去求他，也希望以此對朱自清的經(jīng)濟小有幫助。

這壽序很快就寫好了，馮契按照這共訂的潤例，就開了價去，是當時八石米的市價。卻不料那個朋友的親戚竟覺得價錢太貴，回信說不要了。馮契當時是窮學生一個，一下子哭笑不得，最后只得去向先生表示滿懷的歉意。

可朱自清只是沉吟了一下，又很謙遜地說：“我練習練習，這樣的文章從沒寫過，寫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