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詞，出自《周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語。“文化”的意義在于鼓勵人們從食衣住行的生活為起點，開啟道德、哲學、宗教等思想，發(fā)揚以音樂、美術、建筑和文學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藝術”創(chuàng)造，使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等制度化進而走向文明，用這些人文成就來教化民眾，轉化世俗，引導精神，使之成為有思想、有文明、有藝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發(fā)展，融于一體的社會。

中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涵、深厚的底蘊，燦爛的華章。中華文化起源的多線性、多樣性是顯而易見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注意到，中華文化的共同性與整體性。事實上，多線性與多樣性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共同性與整體性之中。

中華文化發(fā)展的不平衡，使得有些地區(qū)的文化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對周圍的文化產生推動、融合與凝聚作用。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昔唐人居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證之考古發(fā)現，中華民族的祖先真正脫離原始狀態(tài)，邁進文明的門檻，正是在中原地區(qū)。中原之所以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區(qū)域，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它不僅對周邊地區(qū)的文化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中原文化能夠吸納、包容、融匯周邊的各種文化因素，以不斷豐富、發(fā)展、繁榮。中華文化不是某一個地區(qū)，也不是某個族類的專利，而是中華大地上各地區(qū)、各族類相互影響、相互吸納，共同積累而成的一個整體。

春秋時，蠻、夷、戎、狄與諸夏有明顯的分別。但是這種分別，不是血緣、種族上的差異，也不是族類的界線。在古代文獻中，分別四夷和諸夏的差異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所以孔子在文化教育上取“有教無類”的原則，就是倡導教育，不分別族類，使華夏與四夷同受教化。華夏與四夷的差異就是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禮樂規(guī)范、道德準則。這些與血緣無涉，和種族無關。通過教化，以文化的認同取代族類的差異。中國古代疆域遼闊，各地的居民之間山川阻隔、氣候各異、風俗不一、習慣有別，稱謂繁多，但是以炎黃為中心的華夏在文化的發(fā)展、文明的創(chuàng)造中，一開始就成為天下諸部的核心，并始終保持領先的作用，通過聯兵、結盟、通婚、和戎、教育等方式，把華夏文化推廣到四夷，以夏變夷，移風易俗，融和混化而成為一個整體，無論華夏還是蠻夷戎狄都是炎黃子孫。

華夏文化的優(yōu)勢不僅在四裔廣為流傳，移風易俗，變夷為夏，而且使入主中原的“胡人”征服者，最終被華夏文化所征服，逐漸“漢化”。“漠北淳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華夏文化突破血緣、種族的藩籬，將不同的族類化為一個整體。這個時期看似是種族的爭斗，實質上是文化的沖突，也就是胡化與漢化的問題。中國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致中和”的人生觀。正如《中庸》所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有焉。”中華文化就是“致中和”的文化。“致中和”引導人生處理好個人內在的和諧與外在的和諧；引導人類處理好與自然的和諧，做到天人合一；引導個人處理好自我與他人的相互和諧，個人與群體的和諧；引導天下族類之間的和諧做到“天下為一，萬里同風”，“四海之內，若一家”。

正是中華文化的“致中和”的理念，視個人與社會、天下、宇宙為一個在時間空間上是一個和諧共振連續(xù)不斷的整體，在整體之中又做到“和而不同”，尊重他人、異類的觀念，不是單方面的“同化”，而是雙向的包容、欣賞、借鑒、吸納。所以中華文化才能夠延續(xù)不斷，連綿不絕。維護、傳承、弘揚、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不斷發(fā)展壯大的根本原因。文化超越種族，將中國大地上的不同族類凝聚成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 林超民／文（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