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武王時，九年，欲修文王業(yè)，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后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fēng)雨驟至。群公盡懼，惟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分奉明水，衛(wèi)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fā)巨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正是因為如此，“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可見太公望的被封，主要原因在于“謀計為多”、“謀居多”，也即主要在于功勞與貢獻。那么，他在受封于齊之后，在齊國推行“尊賢上功”的基本國策，也就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姜姓的太公望是以外戚姻親兼功臣的身份而受封的，這也會使他對封國的感覺與周公旦不同。這是因為，周天子分封、管轄的諸侯方國，屬于周王朝統(tǒng)一的政權(quán)機構(gòu)和系統(tǒng)，自身不具備完整的國家政權(quán)機構(gòu)。這樣，他們還必須以臣僚的身份為周王室服務(wù)。上文已經(jīng)提到，太公望姜尚輔佐文王、武王，就是這樣。

《史記?楚世家》載“楚子熊繹與魯國伯禽、衛(wèi)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左傳?昭公十二年》載“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也都是這樣。在《尚書?顧命》中，還記載了周成王死后齊侯呂伋奉命帶領(lǐng)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太子釗即位(是為周康王)的事，更說明了這種臣僚地位。雖然同屬臣僚，同姓與異性畢竟又有親疏之別，太公望不可能不懂得這一點。

另外，齊國的國君雖然被稱作“公”，如太公望、丁公呂伋，但這只是一種尊稱而不是爵位，正如“伯”指同輩兄長、“子”指晚輩、“男”指相對于女、“侯”指斥侯那樣，因為當(dāng)時還沒有形成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所以“丁公呂伋”有時也被稱作“齊侯呂伋”。再者，周王朝還實行“諸監(jiān)”制，即由中央派出諸監(jiān)，監(jiān)視各諸侯方國，齊國當(dāng)然也要被置于諸監(jiān)的監(jiān)視之下。

據(jù)《史記?齊太公世家》，“哀公時，紀(jì)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dāng)周夷王之時。”這里的紀(jì)侯可能就是負(fù)責(zé)監(jiān)視齊國的諸監(jiān)，他對周夷王講了不利于齊哀公的話，齊哀公就被烹殺了。對于齊國所處的這樣的社會地位，太公望不會是不清楚的，所以他要站穩(wěn)腳跟，就不能依賴像魯國那樣的“親親上恩”，而必須依靠“尊賢尚功”。

與“尊賢上功”相聯(lián)系，太公望還實行了“因俗簡禮”的方針�！妒酚�?齊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yè)，便漁鹽之利”�？磥磉@是從當(dāng)?shù)?ldquo;商工”“漁鹽”的實際情況出發(fā)的。齊地原屬東夷，當(dāng)?shù)厝撕芏嘁陨坦�漁鹽為業(yè)，與西部以農(nóng)為主業(yè)有所不同，隨之，在禮俗方面也有較大的差異，不如西部人那樣看重禮數(shù)，這樣，“因其俗，簡其禮”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果然，由于這項政策對路，齊國便很快發(fā)展起來。

《齊太公世家》接著這樣寫道：“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這說明“尊賢上功”、“因俗簡禮”的治國之策是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的。

《漢書?地理志》亦云：“初太公治齊，修道術(shù)，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jīng)術(shù)，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從后來在齊國這種文化的陶冶之下出現(xiàn)的許多人物，如管仲、晏嬰、孫武、孫臏等人看，他們的確稱得上“足智”，但是由于這種文化也以“矜功名”為特征，所以要做到真正的“舒緩闊達”卻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