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頡

亦作蒼頡，傳說是漢文字的發(fā)明者。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漢學堂叢書》所輯《春秋元命苞》則對倉頡大為神化：“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語、山川、指掌，而創(chuàng)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后羿

也稱羿、夷羿，以善射聞名天下�！痘茨献�?本經訓》載：“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兇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

上述神話傳說中的人物，除盤古氏開天辟地、后羿勇力過人之外，其余皆為影響人類的大發(fā)明家。如果去掉他們身上的神話色彩，那末，無論是巢居，還是兵器、文字，當然都可以說明東夷文明的逐步發(fā)展和進步。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予以格外的關注，這就是在關于蚩尤的傳說之中已經強烈地透露出了傳說時代早期民族之間文化沖突與融合的信息。在這里，不管是“黃帝……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還是(而且尤其是)黃帝“使”蚩尤“主兵”，都無疑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民族沖突與融合。就文化學而言，民族之間的所有往來(包括戰(zhàn)爭在內)都具有文化交流的意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來居于西部的軒轅氏族團先是戰(zhàn)勝了炎帝，然后又來到了東夷人所在的東部;在征服了蚩尤之后，“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

此時的黃帝，已經可以“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記?五帝本紀》)了。

這不正顯示了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嗎?關于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在有關虞舜等人的記載中看得更為清楚：帝堯重用虞舜并最終把天子的地位禪讓給他，論出身則帝堯屬于黃帝族團而虞舜屬于東夷族團;同樣，帝舜任用的眾多臣子也都是出身于不同的族團，他最終把天子位禪讓給夏禹也是如此。

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司馬遷所謂的“異其國號”當包括民族族團的差異在內;就是這樣，不同民族族團通過沖突最終融合起來，先是實現了“炎”“黃”的融合，后來又實現了“華”“夏”的融合，這就是中華早期民族融合的文化史。

二、夏商周三代與齊魯文化的形成

我國歷史上的夏商周時期，是齊魯文化形成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為齊魯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必需的文化背景，更提供了必需的文化動因。所謂“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就是如此。如果與過去的民族族團之間的文化沖突、文化融合相比較，這一時期的文化指向性更加集中、更加鮮明，也許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特點。